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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精神人文主义·云讲堂”第27讲,佐藤将之教授主讲“为了实现儒家精神人文主义的荀子礼治思想”

来源:“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微信公众号作者: 2022-03-24 14:34

  2022年3月15日,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精神人文主义·云讲堂”第27讲在线上举行,题为“为了实现儒家精神人文主义的荀子礼治思想”。本次讲座由台湾大学哲学系佐藤将之教授主讲,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副研究员、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王建宝博士主持。

主讲人:佐藤将之

  17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化浪潮促成了空前繁荣。盛况之下,“启蒙心态”所衍生的“凡俗人文主义”“工具理性”“绝对科学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现代性问题,也导致了种种时代困境。对此,杜维明先生提出了“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 Humanism)。精神人文主义涵摄了己、群、地、天四大议题,是杜维明先生六十余年来致力于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思想结晶。佐藤将之教授以“礼”为核心,探讨了“群”的议题——“人与人之间如何通过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形成健康的互动”。

  基于深入阐发“建构具有全球性普世意义的当代儒学”的意图,佐藤教授回顾了美国学界关于“礼”的认知发展历程,也探讨了“精神人文主义”与近年来诸如美国的“正义论”、日本的“共生思想”等思想之间建立对话之可能。同时,佐藤教授也指出了上述理论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应回归原始文本来理解“礼”深刻内涵,尤其是《荀子》一书。精神人文主义关于“群”的论说,能为我们重新认识荀子的礼治思想提供有益启发。

讲座直播 左:主讲人佐藤将之教授;右:主持人王建宝博士

  注:佐藤先生为此次讲座准备了长达一周。他为有兴趣深入了解相关问题的朋友提供了书单,可在文末查阅。

  一、从日本“共生思想”脉络看“精神人文主义”共生思想有何弊病?

  近年来,“共生思想”逐渐受到中文学界的重视,佐藤教授认为它所构建的理想人际关系模式与杜维明先生所提倡的精神人文主义之间有可沟通之处。

  这一理念可追溯至1922年日本佛教大师椎尾辨匡(1876-1971)于鎌仓光明寺主办的以“结合”为契机的“共生(ともいき)运动。根据椎尾的宗旨,共生运动是为了实现“在日常生活中找出阿弥陀佛之真实生命,以及协调与分担之社会”,而推动信徒之共同生活,以建立“心生;身生;事生;物生,人皆生的共生之里”。

  大概五十年后,日本建筑家黑川纪章(1934-2007)基于其环境问题意识,将“共生”这一模糊概念系统化为哲学论述,提出了八种共生关系。

讲座直播:黑川纪章总结的八种共生关系

  此后,在诸如朱熹理学、阳明学、日本德川时代伦理学等领域著述颇丰的日本学者吉田公平将儒家的学说引入共生思想。他从王阳明和盘珪禅师(1622-1693)的思想共性中归纳出“毫无保留地包容且肯定他者之存在样式”的精神。吉田先生强调,此乃为当代“竞争”与“成绩”社会所需要的思想资源,因此对他来说很有“魅力”。

  然而,不论是基于佛教信仰、环境问题意识还是儒学,在佐藤先生看来,共生思想脉络仍不足以切实地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一方面,共生论过多地依赖宗教力量;另一方面,共生思想应用于社会现实中时,相比于理想中的“共生”状态,更多情况是强者单方面地救济弱者。佐藤先生认为共生思想所显露的种种弊病,根源在于没有注意到“礼”。

  二、美国学界理解“礼”的历程(1960-2000)“礼”对当代社会之伦理秩序有何重要意义?

  在过去半世纪的美国,从杜维明先生起,由1960-70年代的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2000年前后的南乐山(Robert C.Neville)、及至近年的普鸣(Michael Puett)等,身处美国的中国哲学研究者一步一步展开“礼”的探寻。

  1968年,杜维明先生在The Creative Tension Between Jen and Li(《仁与礼之间的创造紧张性》)一文中,以《论语》中“克己复礼为仁”为切入点指出:“仁”是构成“内在性的原则”的根本德性。“仁”赋予“礼”意义,而“礼”则是“仁”在特殊社会条件下的外在表现。

  赫伯特·芬格莱特(1921-2018)则与杜维明相反,他的论述将“礼”作为儒家建立理想人际关系的核心。在他1972年出版的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孔子:即凡而圣》)中,他将“礼”形容为一种“magic power”——“礼”能实现平等且具有道德的人际关系。他认为“礼”应当是一种双方自由参与(free co-participation)且致力于维护彼此平等尊严性(equal dignity)的行为。赫伯特·芬格莱特的贡献在于,他的解读重新将孔子哲学建立于世界哲学的脉络当中了。

  2000年,为了推行作为“世界哲学”的儒家,南乐山在Boston Confucianism(《波士顿儒学》)一书中按照美国实用主义中符号学意涵(performative or illocutionary functions of interpretation),主张“礼”具有三种特质:一、“礼”达成至高的文化:透过“礼”人性中的美善也得以发展;二、“礼”是约定俗成的,且会因时间和空间而改变;三、当人人参与“礼”时,和谐和伦常也因此得以成立。南乐山的学说离开了中国固有的语言和脉络,以纯哲学的方式向西方世界阐发了儒家的思想资源。

  哈佛大学教授普鸣则是近年来颇具影响力的“礼”学研究者。他在哈佛大学教授的中国哲学课是最受欢迎的通识课程之一,因为他讲述的中国哲学挑战了美国的普遍价值观。美国的观念强调找到真正的自己,而普鸣教授从“礼”的角度出发,认为施行“礼”不需要很高的道德观念,只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有礼貌的人(譬如说“请”和“谢谢”),人们会自然而然的发生改变。这种人与人互动的方式是美国教育中是较少受到重视的。

  普鸣的学术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比较新的观点,即“作为扮演假象的‘礼’”(ritual and the subjunctive)。他抨击了二十世纪人类学家所抱持的世界观,认为现实社会是一个混乱的、人间秩序饱受威胁的世界,因此人必须通过扮演的方式来呈现比较理想的社会面貌。一旦人不施行“礼”,就会回到原来的样子,因此人需要持续地施行“礼”。

  《礼记》中曾记叙了儿子扮演祖先,而父亲扮演儿子的故事,此乃普鸣所谓“subjunctive”思想的来源,即强调这样一种颠倒的角色性。通过这样反复的扮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得以改善。不仅如此,在普鸣看来,施行礼的过程中,不仅人会有改变,“礼”也会随着人际关系的不断建构而发生变化。因此人际关系的变化与礼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左:普鸣教授;右:佐藤将之教授

  以上四位学者都对“礼”有着深刻且颇具影响力的论述。然而,佐藤教授在研究“礼”的过程中,仍发现了这四位学者对“礼”的理解之问题点:杜维明先生从“仁”本位的观点出发,仅仅定义了“礼”的工具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礼”的重要性;南乐山先生的所提出的作为“记号/形象”的“ritual”恐怕只在他的实践哲学中理想化。此“ritual”可能不等于“礼”。普鸣先生的论述则有些以偏概全的以为,似乎只选择了对自己的理论有利的一手材料进行引述,难以说明并非“扮演角色”,而反映实际人际关系的“礼”(如“乡饮酒礼”等)的层面。

  此外,佐藤教授也指出,以上的学说都没有考量政治因素。诚然,二十世纪出头,由“礼”建构的社会秩序对古代中国社会有过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学者们倾向于避讳“礼”的政治性质。但如果只是很抽象地将“礼”的政治性去掉,则“礼”将不能应用于实际的人际关系,儒家理想的社会关系就无法有效建立。

  三、荀子的“礼义论”与美国的“正义论”精神人文主义与正义论之间建立对话之可能?

  美国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提出的正义论因其对社会中如何进行公众分配的讨论而广受关注,此后更是因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的相关讨论而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

  然而,早在数千年前,荀子就已对这一议题进行过深刻且具有实践意义的探讨了。与正义论相似,他也认为社会应当建立分配的准则,即“礼义论”。佐藤先生认为,“礼义论”是真正能与“正义论”进行交流的学说。那么,为了探讨“礼”的功能和意义,我们需要厘清什么?佐藤教授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了阐释。

  佐藤教授指出,“礼”的概念本身就是有变化的。因此,《论语》里的“礼”与《荀子》里的“礼”大有不同。

  比较原始的“礼”是战国时期《论语》《孟子》以及春秋三传中“礼”的思想,主要讨论君王或历史上知名贵族的政治行为是否合乎“礼”。此时的“礼”还没有经历理论化的过程,被描述为一种纯粹的好的行为准则。如果一个人符合这种准则就能收获好的结果,违背它则要受到惩罚。

  此后,《管子》在国家运作和统治国家的问题上,明确地提出了“礼”的重要意义,将“礼”的思想系统化。《荀子》则将其规模扩展到了全人类的高度,在其国家论、资源分配论、欲望论、人事论、修身论等各种探讨中,“礼”的概念都占据其价值的核心。

  而老庄学说也开始抨击“礼”,指出“礼”的问题。因此,汉代的“礼”的思想并不是靠董仲舒等人的个人力量突然达成的,而是在荀子的思想框架基础之上,参考了老庄的反对意见构建而成的。

  总体而言,“礼”的基本理论框架是由荀子奠定的。荀子明确地提出了礼为什么能成为对人类社会最关键的伦理价值之理由,在其阐述之下,所有的国家社会制度、伦理等问题通通能够通过“礼”得以解决。而荀子的“礼”最大的要义在于,它不因身份阶层而有区别,只要是人谁都可以实践。荀子“礼治”的宏愿在于建立一个世界型国家,提出契合全世界的“礼”的规范。

讲座直播:荀子“礼”概念之十一种意涵

  讲座结束后,王建宝博士做了简要总结。他高度评价了佐藤先生的演讲,认为其基于全面细致的文献梳理,极好地勾勒了“礼治”的内涵——从礼到法,从法到政,从政实现治理。他认为佐藤先生总结的“礼”概念的十一种意涵具有新意,体现了“适应性、转化性和超越性”。因为人能被“礼”教化,而礼也能因人而变化。人间的礼与天地是互感互通的,从而产生一种生生不息的人伦社会。

  在互动环节,听众就《礼记》与《荀子》的学术思想史等相关问题与佐藤教授进行了讨论。最后,王建宝博士代表高研院向佐藤教授致谢。

讲座相关资料

编辑:宫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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