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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近50年中国哲学史研究涌现的新议题和新贡献

来源: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作者: 2022-05-10 14:37

【导读】1982年衡阳召开“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会”,郭齐勇和学长、同学随着导师萧萐父前往,亦随师拜访张岱年、石峻、任继愈、冯契等老先生、老前辈,并结识了他们的弟子;1980年代初,汤一介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请来梁漱溟等前辈讲课,郭齐勇作为第一班学员聆听;1988年,随周辅成、方克立、李锦全和导师萧萐父等前辈,出席香港法住学会霍晦韬先生主办的第一届“唐君毅思想国际学术会议”,亦促成了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的学术交往,郭齐勇和罗义俊、景海峰、李宗桂、颜炳罡、黄海德等与台湾的曾昭旭、王邦雄、李明辉、林安梧结成了友谊和学术、思想深入交流。

1988年,郭齐勇(左一)与导师萧萐父(中)在一起


  上世纪80年代末在北京香山出席会议时,郭齐勇与石峻、虞愚、杨宪邦、萧萐父、张立文、金春峰先生合影

  进入新世纪前后,提笔撰写《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十讲》及最近出版的十卷本《中国哲学通史》时,这些场景时常浮现在郭齐勇面前。转眼间,前辈学者筚路蓝缕,开创了中国哲学学科,至今有了一百年的发展历史。在撰写中国哲学的精神、特质时,郭齐勇遵循着三个向度。第一,放到人与至上神、天地、天道、祖宗神灵,也就是天人关系、神人关系中加以理解;第二,宇宙的生成所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第三,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伦理的关系问题。中国的宇宙生成论,以及内在的人文主义是中国哲学的特殊属性。将这种特殊精神概括起来,就形成了存有的连续、生机的自然、普遍的和谐、创造的精神、秩序的建构、德性的修养、具体的理性、知行合一等观念。

1998年6月,郭齐勇在哈佛大学拜访史华慈教授(郭齐勇提供)

  4月14日,在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建所5周年之际,武汉大学哲学院教授郭齐勇应邀做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当代发展”主题演讲,从纵向梳理了100年间发展史,重点讲述了当代的50年间,中国哲学史在面上和点上的发展和突破,并做了简单评议。讲堂依据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刘依平整理加以编辑,以飨更多讲堂听友。

4月14日,郭齐勇应邀出席在线讲座,讲述中国哲学史百年回顾与当代发展(李念截屏)

  当代中国哲学的人文系谱与理论关怀

  在前辈学者的影响下,一代一代学者成长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创见,构成了中国哲学当代发展的图景。我在这里略举其要。

  *中国哲学史研究,海内外研究者均有建树和特色

  国内学者,像北京的牟钟鉴提出了“新仁学”,陈来提出了“仁学本体论”,蒙培元提出了“情感哲学”。上海的杨国荣对伦理学、形上学的当代重建,吴震有很多关于日本儒学和宋明理学的研究成果。山东的颜炳罡和北京的赵法生,对“乡村儒学”有很强的关怀与实践。南京的赖永海有一系列关于中国佛学史的专著,洪修平有关于儒释道三教关系的系统研究。还有深圳的景海峰有一个团队,包括李大华、王立新、问永宁、王兴国都在那里发展。当然,这里所举难免挂一漏万。

  海外学者像安乐哲的“角色伦理”学说——他是加拿大人、美国学者,现在常住北京,是中国哲学史的著名专家,他和他的弟子们讨论角色伦理很火。海外的黄勇、李晨阳对比较哲学有研究,倪培民在美国讲《论语》、翻译《论语》,刘笑敢的诠释学、反向格义说,黄俊杰的诠释学、郑宗义的儒学研究等等,大家都在努力地从各个方面探究中国哲学。

  就整个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界而言,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是特别活跃的。一百年来,从王国维、梁启超、谢无量、胡适、冯友兰、张岱年、郭沫若、侯外庐、孙叔平、萧萐父、冯契、陈俊民等老一辈学者一直传下来,传到我们这一代,不同的传统之间有一种会通的发展。所以相较于前辈学者的工作,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形成了一些新的议题。

  *政治与伦理哲学:以“亲亲相隐”为例的中西方差异

  比方说政治哲学的问题。西方的政治哲学问题触发到我们对于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解。新民本说将良好政治建立在人格尊严基础上,就是尝试去重构一种政治-心性哲学。伦理学方面,用德性伦理学来诠释中国哲学,讨论德性伦理学和中国哲学的一个关系问题。有的学者也从德性和德行的不同出发来讨论。譬如像中国的儒家伦理中“亲亲相隐”问题的讨论,我也参与了讨论,不在于争论什么、结论是什么,而在于更好地理解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和中国的孔孟之道,他们对亲情的讨论,亲情到底重不重要?是亲情重要,还是其他的东西更重要?如何去诠释《孟子》中的相关章节?情和理、门内和门外的张力是怎样的?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明显的研究热点。

  *哲学与经学结合:经学成为越来越有成就的学科

  再比如哲学与经学的结合研究。中国哲学始终蕴藏着对现实的关怀,其中要义是一个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如何灵根再植的问题。包含儿童读经在内的民间经学活动、以儒家网为代表的儒教团体社会活动的兴起,经学研究又发展了起来。经学不只有义理,还有小学,内部有今文和古文、宋学和汉学的差异。有很多学者做一些研究,像陈来、姜广辉、李存山、蔡方鹿、李景林、干春松、曾亦、郭晓东等,在经学研究上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经学在研究范式、文本研究、人才培养、研究队伍建设等各个方面,都有了纵向的深入发展。大家越来越重视经学,经学学科成为越来越有成就的一个学科,这也是青年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如果我们没有经学的理路,没有经学的研究,所谓中国哲学就会有流入玄虚的可能。

  中国哲学的民间性也在当代得到了发展。那就是面向民间的需要,推动城市社区儒学、企业儒学、乡村儒学的发展。譬如牟钟鉴、颜炳罡老师依托尼山圣源书院,下沉到农家,做得非常好。浙江的学者对于百姓儒学非常重视。黎红雷回到海南家乡去做儒学的民间推广,同时创办世界儒商大会,成绩很显著。

  *道教佛教研究丰硕:思想史、学科交叉角度切入

  还有关于道家道教和佛教的研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道家道教的文化研究热以来,这种热度到现在还不减。一是从思想史的路径和哲学史的路径出发,对道家、道教、佛教的研究,从政治哲学、美学、心性哲学、养生学、人格境界论、伦理学、方法论等角度开展。二是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研究,比如道家道教哲学、佛教哲学,与文学、社会学、医学、音乐、管理学、生命科学、心理学等等相结合,也有很多的研究专著和成果。道家道教方面,哲学史上的个体如庄子、文子、郭象的研究,概念史的研究,关于通史、断代史的研究,关于海德格尔和道家学术的相互比较研究。尤其是新材料引发的新问题研究,特别是出土文献像马王堆帛书、郭店简、上博简、北大简、清华简等新文本的发现,推动了《老子》文本的研究(这一方面丁四新有新成就)。陈鼓应一直推动和领导了道家道教的研究。我们的前辈、四川大学的卿希泰教授和他的弟子学生,包括李刚、詹石窗、盖建民教授等形成了一个团队,还有李大华、何建明等对道家道教进行多维度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问题,尤其是道教史的研究与梳理取得了极大的成果,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佛教哲学研究也是这样。比方说中国佛教史通史,中国佛教典籍与著作的整理,佛教宗派与人物研究等等,以及中华大藏经的新编整理、世界佛学名著译介、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中日韩越佛教的研究等,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杜继文、楼宇烈老师,还有已故的方立天老师,他们的佛教研究成果都值得我们重视。

  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还延伸到生态伦理、少数民族哲学、中国哲学的海内外互动等方面。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是向纵深和广延两个维度展开的。例如从生态理念、生态美学、生态伦理、生态规范的角度,对《月令》《荀子》等文本展开新的解读,挖掘天人合一、物我同源的思想内涵与价值。我们对少数民族的哲学也有了理论自觉,形成了一支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队伍,有多种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著作的出版。

  *海内外互动日益健康:平台众多、比教学研究深入

  关于中国哲学的海内外互动研究也是如此。在中国哲学和哲学史研究上,中国大陆地区和港、台地区的互动,中国和新加坡、日本、韩国、欧美之间的互动,都得到了深化和增强。特别是国际儒联、世界佛教论坛等机构和平台,为这种海内外互动提供了非常多的方便。海外学者像傅伟勋开启了互动研究的先河,成中英创办了国际中国哲学会和英文的《中国哲学季刊》,黄勇创办了英文杂志《道》,成为海内外互动研究的重要平台。我们从景海峰、颜炳罡、丁为祥、董平、彭国翔、倪培民的文章著作中了解到,海外对于牟宗三、唐君毅、劳思光的研究是非常丰富的;此外,陈少明的经典与思想的解释学传统研究,杨泽波对牟宗三的系列批判,李晨阳、吴根友、东方朔教授关于比较哲学的研究,任剑涛教授、白彤东教授、姚中秋、黄玉顺教授关于中西政治哲学的研究,都有很多深入的见解。

  当代中国哲学代表学者与观点评议

  从学理建构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一批中国哲学研究的大家。我们略微谈谈近五十年来几位学者的主要贡献。

  *李泽厚:功在同时开启思想启蒙和文化守成

李泽厚

  李泽厚先生今年过世了,但他同时开启了两道思想的闸门,一道是思想启蒙,一道是文化守成。他的论域非常宽广,他对于美学的反思、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对孔子的研究,都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他提出了乐感文化、自然人化、实用理性、物的本体性、情感本体论说、哲学纲要、伦理学纲要、认识论纲要、对真善美分别论说,还有中国哲学登场等重要观念。

  他有一整套的思想系统,他是用孔子思想来消化康德、马克思、海德格尔,非常具有创造性。比方说他提出的巫史传统,构成乐感文化和实用理性的基础,认为在孔子之前中国有一个悠久的巫史传统,这个传统以巫君合一、政教合一为特征,解释了非理性的逐渐消亡、现实的人间的历史的增多,以及理性化是如何成为中国思想的大传统,和实用理性是如何成为中国文化的特点的。

  他还以“人类如何可能”来回应康德的认识论,认为社会性的物质生产生活是人类的本质和基础,对唯物史观表现出高度的认同。他讲人是历史的存在,强调社会性的道德和宗教性的道德、良知灵明和绝对命令。

  李泽厚先生还主张情本体,情本体不是西方的理本体,也不是基督教的圣爱,也不是伦理本体,是审美的、而不是宗教的,认为情感是人生的根本、人生最后的实在。他是一个很具有创造力的哲学家,我们要谈近五十年甚至一百年的哲学,不能离开李泽厚先生。

  *汤一介:有学问的组织家,中国解释学、“三个合一”

汤一介

  汤一介先生的研究方向是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儒家哲学、中西文化比较等等,写了大量的著作,有十卷本的《汤一介集》。他对儒释道三教的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都是很有会心的。他提议创造中国的解释学,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三种解释经典的方式,《左传》对于《春秋经》的解释是一个事件性的解读,《系辞传》对于《易经》的解释是一个整体性的哲学解读,《韩非子·解老》《喻老》对《老子》的解读是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此外还有《墨经》中《经说》对于《经》的解读也是一种不同的解释。汤先生认为中国哲学有不同的解释学传统,是一种特殊的哲学,有其特殊的概念。

  他讨论了中国哲学建构中的一系列的命题,比方说他强调“三个合一”,即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汤先生三个合一的讨论,是源于中国哲学体用一源的传统,形成了普遍和谐、内在超越、内圣外王的,这三套理论三个方面来表现出中国传统的这个哲学的理论。普遍和谐的观念是中国哲学的宇宙人生论,内在超越的理论是中国哲学的境界修养论,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哲学的政治教化论。这三套理论就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汤一介先生讲到自己的思想的发展过程,对中国哲学理论框架的考虑,受到了余英时先生内在超越说的影响,也受到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影响,他肯定文明的共存。他也对激进、自由、保守三大思潮的相互融合,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儒家和普遍伦理的关系,儒学的现代重建,三教统一,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问题,有很深的考虑。

  汤一介先生他做了很多现实的贡献,他是一位有学问的组织家,他开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在中国文化史上是很有地位的。首先是位学问家。他很敏感,而且他能够敏感地将国际的、世界的问题,和中国的传统勾连起来,来思考中国传统的诠释问题。

  *张立文:和合学,以五大原理解决世界五大危机

张立文

  张立文先生是浙江温州人,他在中国哲学的范畴与逻辑结构,中国文化的特质,天道人道的系统,《周易》思想,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陆子、船山,东亚儒学特别是以李退溪为中心的韩国儒学,都有很精到的研究。他的影响不仅在国内,在韩国也非常有影响,韩国出版了他著作的韩文版。

  特别是独创性地提出了“和合学”,主张承认不同事物的矛盾差异,就像宋代程颐说“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一样,“和合”二字也是张立文先生自己体贴出来的。“和合”实实在在地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人文精神。面对人与自然的冲突即生态危机、人与社会的冲突即社会危机与人文危机、人与人的冲突即道德危机、人的心灵冲突即精神危机与信仰危机、文明之间的冲突即价值危机,和合学提出了儒家五大原理来解决五大危机。五大原理就是尊重生命的和生原理、和平共处的和处原理、共立共荣的和立原理、共达共富的和达原理、滋润心灵的和爱原理。他将和合深化为哲学理论的一个核心话题,和平合作与和合价值的目标,不仅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学术的诉求,而且是生命体与他者之间的一种对话的基础,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张立文先生强调中国哲学要自己讲、讲自己。他认为从全球哲学、世界哲学和民族哲学的冲突融合来讲,中国的哲学要自作主宰、走自己的路。中国哲学不应该照着西方哲学来讲,或者是接着西方哲学来讲,而应该是自己讲、讲自己,这是文明对话的一个前提。

  *蒙培元:情感儒学,走出康德限制,提升实践

  

蒙培元部分作品剪影

  蒙培元先生的主要贡献在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哲学、情感哲学。他认为情感是儒学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儒家始终是从情感出发来考虑人生问题,因此他提出了“人是情感的存在”的重要命题,他的思想是“情感儒学”。他认为,道德情感能够上通理性、性理和理义,下通经验实然;不承认这一点,将道德情感要么限制在经验实然层面,要么就变成超越的本情,本身就没有突破康德哲学的界限。只有承认道德情感既是个人的,又是共通的,既是特殊的,又是普遍的,既是经验的,又是超越的,才能走出康德哲学的限制,回到具体理性的思路上,使道德问题得以解决。

  从儒家哲学的特点上来看,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讲的,情与理,道德理性和道德情感混融在一起,她是活的,她没有形上学的纯粹性,却具有生命创造的丰富性。我们固然可以消化康德,对儒家哲学进行分析,但是分析之后,还是要回到儒家哲学的精神中来,从心理基础上来解决道德实践的问题。儒家是主张提升情感的,提升就是实践,其目的是提高人的情操、提升人的道德境界的追求,而不是建立一套超越的形上学的道德实在论。是实实在在和道德主体的情感联系在一起。

  而在人和自然、中国哲学的生态观方面,蒙培元先生也讲生生之德,强调儒学以人为中心与人类中心主义是不同的,为天地立心和为自然立法是有区别的。

  *牟钟鉴:新仁学,爱人、尊生、尚通、贵和

牟钟鉴

  牟钟鉴先生与人合作了《中国宗教通史》,著有《走近中国精神》《儒学价值的新探索》《老子新说》《中国道教》等。他创立的民族宗教学、新仁学,在学界有很大的反响。中央民族大学曾经围绕他《新仁学构想:爱的追寻》一书,展开了“新仁学”思想的讨论会。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牟先生的思想:爱人、尊生、尚通、贵和。他的主张是生命儒学。牟先生有开放的心灵,对儒、释、道各家,对世界各宗教各文明,都强调平等对话。牟先生对于现代的道德和生态危机,对于西方片面夸大的知识理性和个人主义的弊病,对于西方学者所说的中国哲学博物馆化,对余英时先生的游魂说都展开了批评。他对文明冲突论、优胜劣汰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强权政治、民族宗教方面的极端主义都提出了批评。

  新仁学的主线涵盖有热爱生命、尊重生命、涵养生命、提升生命,形成了仁德的体用论、仁德生命论等看法。新仁学主张整体化的生命学问,需要性命双修,必须树立民胞物与的大生命观,将仁爱生命作为一种真诚的普遍的信仰,尊重生命。他主张以道为归,以通为路,和道家、《易传》的宇宙观相通。他深化了宋明理学的生生不已的生德,它对于仁的解释,对爱的内涵的肯定,用生生不已的“生”,把仁学、人道、天道打成一片。

  *陈来:仁学本体论,吸收中西,具有理论好现实意义

陈来

  陈来教授是一个非常有典范意义的人物,他有很大的创造性。对于中国从远古三代一直到现代哲学,都有自己的独到之见。他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竹帛五行与简帛研究》《朱子书信编年考证》《朱熹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宋明理学》《中国宋元明哲学史》等等,从先秦一直到现代哲学的重要的问题和人物、乃至东亚哲学,他都有全面的讨论,形成了很多专著。

  他也创造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即“仁学本体论”,也叫“新原仁”。从立意来说,他将自己的仁学本体论区别于西方,主张中国哲学的本体是生生不已的,是生命性的,中国的本体哲学是指最根本、最真实的一个存在,这个本体就是仁体,她与西方的本体论、存有论不同,也回应熊十力的人心本体论和李泽厚的情本体论。从学理内容上讲,他重新解释、研究汉宋诸儒特别是朱子的仁学本体论。他认为程颢、谢良佐是以“生”来认仁的,在儒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本体论和宇宙论的意义。朱子的仁学贯彻了“生气流行”的观念来理解仁与仁、义、礼、智四德,“仁”作为生意流行的实体,已经不是一般朱子学所理解的静而不动的理、性,在广义上是包含了理、气的一元总体。因此,说朱子学是仁学,相较于朱子学是理学的习惯说法,也许更能凸显其哲学的体系。这可以说是一个重新的解读,是陈来先生突破前人的一个新的讲法、一个新的建构。他认为宋儒的生生之仁、一体之仁,构成了儒学的仁德伦理的传统、仁学本体论的传统。他说春意盎然的宇宙就是人的宇宙,仁学本体论是一体共生的整体性的本体,整体中有关系、关系中有个体。他强调了仁体论的重建是现代儒学形上学的一个需要,也是中华民族的复兴、重建儒学和复兴儒学的需要,更是当今中国和世界的道德迷失的一种需要,因此要落实到价值、伦理、道德的层面。

  仁学本体论重在讲本体论形上学,但从本而举目、举体而成用,不是空言,主张仁体和用。陈来先生有他的哲学特点。他在继承中国哲学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继往开来,吸收并回应了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深入分析了中西哲学的本体论、生命哲学的意义,高扬中国的本体哲学,对应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重建仁学本体,具有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的意义。

  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与未来发展

暨南大学哲学所建所五周年学术讲座,由高华平所长主持(李念截屏)

  什么叫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我们在认识活动中对问题的提出、怀疑、追溯的心理状态。问题意识可以推动研究者的研究工作。作为中国哲学研究者,我们一方面不一定完全了解自己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我们要力图去了解研究对象的问题意识,这就更加困难。因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问题和问题意识的产生,主要和时代思潮、时代的刺激挑战有密切的关系。问题意识又和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心理、社会思潮、流派学说、师友人物有密切的关联。

  中国儒、释、道三家的传统,都要重视问题、凸显问题。张岱年先生1937年写成的《中国哲学大纲》,副标题是“中国哲学的问题史”,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宇宙论中的本根论、道体论、大化论、法相论,太极、阴阳、理气等等,都是讨论的问题,而问题意识又全程转化为命题、词语、范畴系统。

  *中西方哲学问题意识有同有异,天人性命之学中国独有

  中国哲学的中心问题意识与西方哲学有同有异。正如李约瑟指出的,中国的宇宙生成论是一个有机的过程,所以中西人文主义有不同,中国是内在的人文主义,西方是外在的人文主义。中国传统的个体不是原子论式的个体,而是关系性的和整体性的个体。总体上说,中国哲学所关注的向度、提问方式、侧重角度与西方哲学不一样。在中国哲学的问题和问题意识下,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关系论、宇宙生成论、群体关系论、治身治国论、天道性命和心性情才论、德性修养的功夫论、宇宙境界论、知行关系的问题、道德直觉的问题,都很发达,这是和西方哲学不一样的。

  我们还要强调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我们不再是按照西方的框架、模式、观念、概念,把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和重构。中国不只有思想,而且有哲学。和西方哲学相比较,中国哲学有它的特殊性,比如说天人性命之学,这是西方所没有的。

  我将中国哲学传统的特色归纳为:存有的连续、生机的自然、整体的和谐和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和创造革新、德性修养和内在超越、秩序建构和正义诉求、具体理性和象数思维、知行合一和简易精神。

  *中国哲学是知识体系、价值体系、信仰体系

202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郭齐勇主编的《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先秦卷、秦汉卷、宋元卷、古代科学哲学卷,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卷、明代卷、清代卷、现代卷、少数民族哲学卷等六部著作将陆续出版

  通过对前辈、时贤的观点的梳理,我们对中国哲学要形成一个基本的认识:人和中国哲学不是外在的一个关系。中国哲学有学理性的、知识性的一面,我们也可以把中国哲学史作为知识系统的学科。但她绝不仅仅是知识系统,还是价值系统,甚至还是一个信仰系统。所以我们学中国哲学,还要注意中国哲学前辈们所提倡的生命体验的方法。了解一点中国哲学史,可以掌握一些生命的智慧,滋养我们的人生,使我们能够健康成长,使我们心态更加平和,使我们对人对事更为宽容,能够为我们理解和自处于这个现实世界,提供更加多维的智慧。

  我们将中国哲学研究的未来希望,寄托在青年一辈的学者身上!

  (本文由郭齐勇讲述、刘依平整理,李念编辑,原文1.3万字。照片除署名外均来自网络。来源:文汇独家稿件。)

编辑:张懿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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